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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淵源 ◆漢代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 ◆隋唐五代時期 ◆宋遼金元時期 ◆明清時期 ◆近現代

古代宗教

     古代先民認為萬物有靈,進而產生了對自然的崇拜,圖騰的崇拜,靈魂的崇拜,祖先的崇拜,慢慢發展到祖先與天神合一,成為至上神的雛形。
  鬼神崇拜早在原始社會時期便已存在。先民們將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山川河嶽,皆視為有神主宰,因而產生敬畏感,乃對之頂禮膜拜。那時先民們除認為萬物有靈而產生自然崇拜外,還認為人死後靈魂不滅,因而又產生了對鬼神的崇拜。各種喪葬禮儀和祭鬼、驅鬼儀式隨之逐漸形成。《竹書紀年》中載:“黃帝崩,其臣左徹取衣冠幾杖而廟祀之”。
  至殷商時代,史前時期的自然崇拜已發展到信仰上帝和天命,初步形成了以上帝為中心的天神系統,遇事便由巫祝通過卜筮以向上帝請求答案;原始的鬼神崇拜已發展到以血緣為基礎,與宗法關係相結合的祖先崇拜,其祭祖活動定期舉行。這時期已出現專門從事溝通鬼神和人類的宗教職業者—巫祝。其中巫以歌舞降神,並有一套符咒驅鬼的巫術;祝以言辭悅神,是宗教祭祀活動中負責迎神祈禱的司儀者。他們替人治病、蔔筮吉凶,畫符念咒等。當時國家和社會均受巫祝支配。
  周代鬼神崇拜進一步發展,所崇拜的鬼神已形成天神、人鬼、地祗三個系統。並把崇拜祖宗神靈與祭祀天地並列,稱為敬天尊祖。蓋所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後世道教所以成為多神教,即源於古代之鬼神崇拜;後世道教做齋醮法事,亦與古人鬼神祭祀禮儀和禮制有密切的關係。
  人們崇拜神靈就要舉行祭祀活動,而祭祀活動離不開“禮樂文明”,禮樂文明隨著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逐漸由上層走向民間,被後來的民間方士和巫覡所繼承,道教成立後,演變為道教的齋醮科儀。所以說,夏商周三代的禮樂文明有相當的一部分被道教保存下來。道教實際上是禮樂文明的繼承者。

易學與陰陽五行思想

     《易》學和陰陽五行思想對道教的影響巨大。
  第一, 陰陽五行理論與道教教義
  戰國末期的方士鄒衍將陰陽學說合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形成了“五德終始”理論,並運用這種理論構造了方仙道的宇宙構成論、歷史觀、形解銷化之術及依附於鬼神之事的理論。先秦的方仙道乃是道教的前身,故而道教從其思想根源上講,早已與陰陽五行說有密切關聯。漢代的方仙道家們更是不斷的將陰陽五行學說運用到道教的教義之中,最明顯的體現是《太平經》的出現。《太平經》就是“以陰陽五行為家”的道教經典,陰陽五行說是《太平經》的主要理論基礎。認為:陰陽五行體現天道之理則,恒常 不變,人須絕對順從,不可失其道。“道無奇辭,一陰一陽,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 失其治者亂;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一陰一陽之理,遍於天地,為道 之用。事無大小,皆守道而行,故無凶。今日失道,即致大亂。故陽安即萬物自生,陰 安即萬物自成。陰陽之關係可互生互變,陰極生陽,陽極生陰,陰陽相得,道乃可行。其他如《老子想爾注》、《周易參同契》等,莫不與陰陽五行學說密切相關。
  第二, 陰陽五行說與道教神仙譜系
  陰陽五行的思想影響到道教的前身之——古代宗教,古人對崇祀之神賦予“陰陽”、“五行”的屬性,網路了神靈世界。這種思想被道教完全的保留了下來。如道教崇奉的東華帝君與西王母,亦稱木公、金母。《太平御覽》卷六六八引《集仙籙》曰:“木公、金母者,二氣之祖宗,陰陽之原本,仙真之主宰,造化之元先,凝氣成真,與道合體”。又如真武大帝(或稱玄武大帝),在道教神仙體系中是職司北方的神(北方在五行中屬水)。道教的這種具有陰陽無形屬性的神還體現在身內神上。道教據“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神學思想,認為人體也是個小天地,天地間有的神靈在人體內都有對應的存在。天上有上帝及陰陽、五行之神,人體有“心君”及左陰右陽、五臟五行諸神,天神與人體內諸神的陰陽屬性相類相通。
  第三, 易學思想與道教的關係
  道教運用易學的思想和符號系統來說明宇宙萬物的運動變化,並通過這種變化來指導人體的修煉,以達到與自然的和諧同一;同時針對社會的治亂提出相應的變通之道。其中人體的修煉與易學思想(主要是漢代易學)結合的最為緊密,突出的表現體現在《周易參同契》中。《周易參同契》是流傳至今的道教丹鼎修煉最早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著作。其中心思想是運用《周易》揭示的陰陽之道,參合黃老自然之理,講述爐火煉丹之事,後世的內外丹經莫不以此經為認證的根本。
  從方術儀式來看,道教的符籙和內外丹術皆和《易》學密切相關。符籙是一種似字非字的圖形,道教認為它“可譴鬼役神”,“鎮魔壓邪”。道教依《易》造符籙,《道藏》中保存不少以卦命名的符籙。

墨家

     道教吸收墨家思想源遠流長,墨家主張尊天、明鬼、兼愛、非攻,具有嚴密的組織。創始人墨子(約前480—前420年),名翟,其《天志》、《明鬼》系《墨子》一書的篇章。其組織主要組成者是手工業者和農民,其首領稱钜子。墨家多俠。墨家所說的“天”是有意志的能賞善罰惡的最高神,認為,天子如果做了利於老百姓的善事,“天”就會獎賞他;如果天子做了有損于國家和老百姓的事,“天”就會懲罰他。所以說要按“天意”去做事,想按天意行事,就要兼愛和非攻。在先秦諸家中,墨家最重技術,在他們的實踐活動中,涉及到冶煉、醫藥、養生以及宗教方術等方面,正因如此,在以後發展過程中自然會有不少墨家之徒流為方仙之士,也使後世一些從事種種奇異之術的方士都托言來之墨家。
  墨家的尊天、明鬼和兼愛、互助思想都被道教所吸收,特別是墨家的嚴密組織性,對道教影響最大。戰國中期興起墨家學派,實際上已經形成為一個有宗教信仰、政治主張、共同的經濟關係,並有嚴密組織、嚴格紀律及自己的道德規範的政教合一的民間組織。道教與墨家學派,不論在思想上還是在作風上,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儒家思想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說:“道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後人也評說道家“雜而多端”,這些正說明道教的包容性、開放性很強。道家吸收儒家的主要是倫理綱常思想。這種倫理剛常的核心就是“三綱五常”,道書中雖很少談及綱常的名稱,但宣揚這種思想的力度卻很大。在《太平經》中,這種思想就有明顯的體現,認為子女不孝父母,學生不敬老師,官員不忠於君主,都是違反“天地之意”的行為。道教繼承發展儒家的倫理綱常往往與長生成仙思想相結合,而且以“神”的威力驅使人們去奉行。
  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天人感應”思想和讖緯神學也被道教直接吸收。如《河圖紀命符》說:“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紀。”“讖”是一種宗教性的預言,即所謂“詭為隱語,預決吉凶”。“緯”是相對儒家經典而言的,即用圖讖的觀點結合鄒衍的陰陽五行思想來解釋儒家經典。儒家的讖緯神學在漢代一度盛行,儒生與方士逐漸合流後,極大的推動了道教對“黃老”的神化,對道教的孕育和出現,起了很大的作用。

古代醫學與養生

     道教修煉長生以體魄健康為基本條件,所以特別注重養生健身之道,注意吸收古代醫藥學與養生學等思想內容,而在這方面自古以來就有著豐富的積累。如《莊子•刻意》載有:“導引之士,養形之人”,雲其“吹呴呼吸,吐故納新,雄經鳥申,為壽而已矣”,這就是早期的行氣之術,導引之功。其他如服氣、辟谷、房中等養生思想和方法都能找到史料依據,並且這些思想和方法在某些方面成為後世內丹學理論與實踐的源泉。在醫藥學上對道教影響最大的當屬《黃帝內經》和《神農本草經》。《黃帝內經》中的《素問•上古天真》、《素問•四氣調神大論》,《靈樞•根結》、《靈樞•壽夭剛柔》等篇,論及飲食起居、調攝精神之道,是道教養生學的來源之一。《神農本草經》對後世醫藥學家和道教煉養家的影響頗深,齊梁時的陶弘景就是以《神農本草經》和前人的本草論述為基礎,重新整理出《神農本草經集注》的。而《集注》中的“名醫別品”,即唐以來本草書所稱的《名醫別籙》。

先秦道家思想與兩漢之黃老道

     道教創立的時候,奉老子為教主,以老子《道德經》為主要經典。道教信仰老子之“道”,認為道教徒如能真心修持其“道”便可長生久視,萬古常存而成為神仙。道家哲學是道教教義的理論基礎之一,《魏書•釋老志》在談到道教的本源和宗旨時稱:“道家之源,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跡無常。……其為教也,鹹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壽,乃至白日升天,長生世上。”
  先秦道家後來演變為黃老之學。
  西漢時期,文帝景帝兩代(前179—前141)以 “清靜無為”之學治理天下,與民修養生息,對於社會的各種生產活動及老百姓的生活,儘量不加干涉,任其自然發展,遂形成了以黃老道家思想為主的政治學說,世稱“人君南面之術”,史學界稱這一時期為“文景之治”。是故,黃老之學,蔚然而興。
  黃老學大約產生于戰國中期的齊國。漢代黃老學的內容比較龐雜,除上述“人君南面之術”外,還有陰陽五行思想和神仙思想。
  漢武帝劉徹繼位以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又崇信神仙。這時,方士們便更以黃帝附和神仙學說,開始將神仙學與黃老學相結合,言神仙者都託名黃帝。
  漢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汾陰方士于土中得寶鼎獻於帝,謂黃帝當年亦得寶鼎,廣事封禪,常與神會;又言黃帝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又言黃帝且戰且學仙,然後與神通,最後騎龍上天。漢武帝聽後十分羡慕,感歎不已地說:“嗟呼!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屐耳!”(《資治通鑒•漢紀十二》)這時,帝王臣子業已把黃帝奉之為神明。
  到東漢,人們除繼續推崇黃帝外,更是尊崇老子。拒《後漢書—楚王英》記載:“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佛陀),齋戒祭祀”。漢明帝永平八年(西元65年)給楚王英詔書說:“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永平年間(58—75)作過重泉令和元和年間(84—86)作過益州太守的王阜,在《老子聖母碑》中贊曰:“老子者,道也,乃生於無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於太素之元,浮游六虛,出入幽冥,觀混合之未判,窺清濁之未分。”這時,已將老子尊為“道”的化身。
  至東漢桓帝時(147—167),神仙學和黃老學相結合已正式形成黃老道。《後漢書•王渙傳》記載:“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次年,又“親祀老子于濯龍(宮),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後漢書•祭祀志》)這時,老子已成為崇高的最高神靈。
  黃老道繼方仙道之後興起,並由此過度到道教,是道教產生的重要一環。黃老道所尊崇的黃帝、老子,乃後來道教所信仰的至尊之神。黃老學說成為後世道教的理論基礎。

神仙信仰和方土方術

     神仙信仰亦可上溯到我國遠古原始社會時期。其證據之一便是《山海經》。該經記載了我國原始社會時期的神話及宗教信仰,其內容相當豐富和系統。它為道教仙學的遠源提供了依據。《山海經》中,提出了長生信仰;提出了神仙與羽士之存在;描述了神仙天都;記載了祭祀的祀禮及奇異的方術。
  在遠古原始社會時代,已有人開始學仙。史載軒轅黃帝“且戰且學仙”,“黃帝問道于廣成子”,後修道成功,于鼎湖白日乘龍升天。
  到了戰國時期,神仙信仰已經相當廣泛。這是,出現了許多記載神仙傳說的著作,書中載有不少關於仙人、仙境、仙藥等傳說的文字。如《莊子•逍遙遊》中有這樣的描寫:“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禦風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他,如《列子》書中的《湯問篇》、《黃帝篇》、《周穆王》,屈原的《離騷》、《天問》、《九歌》等都將仙境描畫的美妙而神秘,其仙人亦被描繪成外生死、極虛靜 、不為物累、超脫自在,能騰雲飛行的神奇人物。漢代的《淮南子》、《史記》中亦有類似描述。
  伴隨神仙之說的出現,尋求仙境、仙人,傳佈成仙之方的方士便出現了。他們將神仙學說及方術與鄒衍(戰國時期著名方士)的陰陽五行學說柔和起來形成了方仙道,主要流行於燕齊的上層社會,其法形解銷化,依託鬼神,企望長生成仙。從戰國(前275—前221)中後期到漢武帝(劉徹,前140—前87)時,在方士(亦稱神仙家)們與帝王將相之鼓動下,掀起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入海求不死藥事件。齊威王、齊宣王和燕昭王、秦始皇、漢武帝等都曾派方士到海上三神山尋求神仙及不死藥,其規模越來越大。那時最著名的方士有宋毋忌、正伯僑、鄒衍、徐福、盧生、李少君等人。
  我國獨有的神仙信仰沿襲而下,到東漢中、晚期為道教所繼承,成為道教信仰的核心內容。
  漢武帝後,方仙道逐漸與黃老學結合向黃老道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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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陵開創正一盟威道

     東漢順帝時(126—144年),張陵於蜀郡鶴鳴山(今四川大邑縣境內)創立了正一盟威道。
  張陵,字輔漢,沛國豐邑(今江蘇豐縣)人。據道書載:本為太學學生,博采五經,好神鬼事。早年曾舉為“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在巴蜀任過江州(今重慶)令,後來悟通仕途沉浮,無益於年命,便辭官隱居於邙山(今河南洛陽北),學長生之道。朝廷多次徵召做官,皆不從命。
  東漢順帝(126—144年)時,張陵聞蜀地多名山,民風淳厚,易於教化,於是攜弟子入蜀,居住在鶴鳴山(又名鵠山)修道。精思煉志數年,著作道書二十四篇。感太上親降,授以《三天正法》、《正一科術要道法》、《正一盟威妙經》、《三業六通之訣》,命為天師。於是,張陵以鶴鳴山為中心設二十四治,是正一盟威道的基層組織與活動中心。初設二十四治,主要集中在蜀漢地區,後為與二十八宿相配,乃增至二十八治,其中陽平治是正一盟威道的總部。傳太上正一盟威之道,奉老子為教祖,尊稱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為主要經典,創立了道教。
  張陵初創的正一盟威道,其主要經典有《老子五千文》、《太平洞極經》等。其主要宗教活動是:誦習五千文;有罪首過;符水治病;用章表與鬼神為誓約。其組織制度主要是:各治置祭酒,以領道民。並規定按時“付天倉”及“三會”。付天倉,即奉道者于十月一日向天師、祭酒交納信米五鬥;三會,即奉道者一年三次(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朝會天師治。

張角與太平道

      東漢靈帝年間(168—189年),河北巨鹿又有太平道的崛起。其組織者為巨鹿(今河北平鄉西南)人張角(?—184年)。張角組織的太平道,其基本思想淵源于《太平經》。此經來源與甘忠可,于吉有關。
  西漢成帝時(前32—前7年),方士齊人甘忠可將當時流行的黃老道與儒家讖緯學說的具體內容相結合,著作了《天官曆包元太平經》12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見《漢書•李尋傳》)。“赤精子”,是神仙家崇拜的仙人,所謂赤精子“下教”之道,即方士們所宣傳的可以使國家致太平的“太平”之道。當時朝廷官員如李尋、夏賀良、丁廣世、解光等均信此道。後因甘忠可、夏賀良皆以“左道亂政”先後被誅,其在野信徒轉入民間秘密傳佈。日久年深,傳經者各自闡發演繹,逐漸擴大篇幅,數量增多,到東漢順帝(126—144年)時便形成了于吉的《太平青領書》(170卷)。是時,于吉的弟子宮崇把《太平青領書》獻給漢順帝,“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其後張角頗有其書焉”(見《後漢書•楷傳》)。
  是故,漢靈帝時興起的以張角為首領的太平道,便是信奉《太平青領書》的一個道派。張角是繼于吉之後的太平道傳道領袖。
  張角得到《太平經》後,利用其中的宗教政治思想,再次廣泛傳播太平道。
  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收養弟子,手持九節杖,以符水咒法為人治病,並教人叩頭思過,時或病癒,百姓神而事之。張角還譴弟子八人傳教于四方,十余年間,教徒發展至數十萬之眾,遍及青、徐、幽、冀、荊、揚、兗、豫等八州,形成了一個影響廣泛、信徒眾多、聲勢浩大的民間宗教集團。
  由於當時朝政極其腐敗,天災人禍不斷,廣大人民負擔極重,迫使人心思變,要求太平。張角順應時勢,提出周窮救急,互相幫助,反對豪家大族強取豪奪,並為人民構畫了“太平治世”的藍圖。張角便四處活動,秘密準備組織農民起義。於是,張角把太平道教徒按地區用軍事編制方法組織起來,分為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方設“渠帥”統率。張角自稱天公將軍,其弟張寶、張梁分別稱為地公、人公將軍。選定甲子年甲子日,即靈帝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五日在全國同時起義,並提出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張角率眾起義時都戴黃巾以為標誌,因此被稱為黃巾軍。黃巾軍在各地殺官吏、燒官府,攻打豪強地主之田莊,聲勢十分浩大,京城震動。後被鎮壓。
  黃巾軍起義失敗後,太平道為統治者所禁止,太平道信眾中有相當部分被曹操改編為自己的精銳之旅(主要是青州兵),使得曹操的軍事實力明顯增強,政治地位大大提高;還有一部分太平道信徒後來歸入正一盟威道。

張魯大力發展正一盟威道

      正一盟威道的創始人張陵(西元34—156年)羽化後,其子張衡、孫張魯先後承襲其道。
  至漢獻帝(190—220年)時,張魯雄居漢中20餘年(191—215),大力傳播和發展正一盟威道,壯大教團組織。
  張籙自號“師君”,對正一盟威道實行了一些改革,規定了若干新措施:
  組織上設置“祭酒”和“治頭大祭酒”,管理初入道的“鬼卒”。祭酒既是宗教骨幹,又是行政官吏,不再另設官員,實行正教合一。道德上要求教徒“誠信,不聽欺妄”。有病時反省自己的過失。戒律上禁止春夏兩季殺生,禁止教徒飲酒。關於懲罰也有規定,對有小過者,可以讓其自隱其過,只要修路百步,即可補過;對犯法者,可以原諒三次,三原後仍不悔改,才用刑處罰。此外,張魯還在交通要塞放置義米、義肉,供逃難者、旅行者免費吃住。
  在宗教活動方面,張魯繼續巴郡“五斗米師”張修之法。教病人叩頭思過,飲符水,並加施靜室,使病人在靜室中思過。又使人為奸令祭酒,主講《老子五千文》,令道民都誦習。又使人為鬼吏,為病人請禱。請禱之法是書寫病人姓名,表達服罪意思。共寫三份,其中一份放在山上,一份埋於地下,一份沉于水中,謂之“三官手書”。
  張魯在漢中實行正教合一指制度,雄踞漢中近30年,民夷信向之。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率軍攻佔漢中,張魯歸順曹操,被拜為鎮南將軍,封為閬中侯。因此,正一盟威道取得合法地位,得以公開傳播。並隨移民北遷而傳往北方地區,成為後世道教的正統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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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谷中的曹魏道教

      曹魏時,太平道已隨黃巾起義被鎮壓而衰微,正一盟威道隨系師張魯之歸順曹操與移民北遷,到達曹魏本土,即今河南、河北一帶。曹操、曹丕鑒於黃巾起義,害怕農民起義者利用宗教組織起來進行革命,便對早期道教採取了兩手政策,一方面進行限制或鎮壓,另一方面又進行利用和改造。曹操將在社會上有影響的一些神仙方士,如左慈、甘始、郤儉等,召集到身邊,既可以謀求養生方術以延年,又可以防止他們鼓動老百姓造反。因此,這時有很多門閥士族加入道教,遂促使道教發生了分化。從曹魏時期開始,道教逐漸分化為上層神仙道教和下層民間道教兩個較大的層次。隨著正一盟威道在門閥士族中的逐漸傳播,其地位日益提高。是故,人們逐漸改稱正一盟威道為天師道。
  魏晉時期天師道仍保留了早期正一盟威道的一些宗教內容,但也發生了某些變化,出現了某種混亂局面,如;因原有的組織系統隨北遷而解散,祭酒們便各自為政,人人稱教,各奉異法,祭酒職務的拜署也各自設置,造成道官制度的混亂,許多祭酒和道民不守教規,等第。

崛起中的東晉道教

      至東晉,道教逐漸從低谷中崛起。其表現之一是,道教的神仙理論獲得了重大發展,並初成體系。這以宣導神仙道教的理論家和實踐家葛洪所著的《抱樸子•內篇》為標誌。
  葛洪(283—363年),字稚川,號抱樸子,丹陽句容(今屬江蘇)人。是東晉著名的道教理論家、煉丹家、醫藥學家。他一生著述不綴,養生修道,以丹鼎生涯終老。葛洪最有代表的著作是《抱樸子》一書。全書分為《內篇》和《外篇》。《內篇》講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屬道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
  葛洪《抱樸子•內篇》總結了戰國以來神仙家的理論;又繼承魏伯陽的煉丹理論,集巍晉煉丹術之大成,所舉仙經神符,多達282種。當代著名道教學者王明先生在《抱樸子內篇校釋》的序言中謂:“總的來說,《抱樸子•內篇》是道教史上一部具有比較完整的理論和多種方術的包羅萬象的重要著作。”《內篇》充實和發展了神仙道教的學說,促使道教轉向以追求長生成仙為最高目標,在道教思想教義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內篇》的問世,標誌著金丹道教神仙理論體系的確立,同時,也標誌著上層神仙道教勃興的開始。
  表現之二是,繼葛洪之後,又出現了傳授經系而形成的上清、靈寶、三皇等道教經籙派。
  《上清經》系是由巍華存(252—334年)創始,由楊羲(330—387年)、許謐(?—376年)共同完成的,其主要經書為《上清大洞真經》及《黃庭經》等;《靈寶經》系是由葛巢甫(葛洪的族孫)所撰作而成,其主要經書為《元始無量度人經》;《三皇經》系是由西晉鮑靚傳《三皇文》至東晉而顯於世的,道教所說的《三皇經》,包括《三皇文》和《五嶽真形圖》。
  《上清經》系的問世是楊羲和許謐、許翽繼葛洪之後對神仙道教的又一次改革和發展,它為道教茅山宗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上清派其修行理論認為人身中各部位均有真神鎮守,修道者思神服氣、叩齒咽液、固精安神,輔以誦經念咒,便可以內保臟腑,外卻災邪,飛生成仙。上清派著重個人修煉,開創人物又均系高門士族出身,有教高的文化修養,因而易被上層社會所接受和讚賞,這是此派能夠不斷發展壯大的原因之一。
  靈寶派以重視符籙科教和齋戒儀軌,注重勸善度人,宣稱“普度一切人”。靈寶派在修持方法等方面,吸收了天師道和上清派的長處,使它的宗教活動能吸引群眾,成為晉末宋初很有社會影響的大道派。後衍變為閣皂宗。
  巍晉時期,除上述葛洪金丹派神仙道教、上清派、靈寶派外,還有李家道、帛家道、於君道等較有影響的道派。另外,有顯于後世的樓觀道、龍虎宗、淨明派,都可以追溯的巍晉時期。

成熟中的南北朝道教

      南北朝時期(420—589年),出現了眾多的道教改革家、理論家,經過他們的努力,使道教面貌煥然一新。這一時期,為道教日趨成熟的時代。
  在北朝 ,對北方天師道(正一盟威道演變而來)進行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北巍的著名道士寇謙之(365—589年)。據《巍書•釋老志》載,寇謙之“少修張籙之術”,為正一盟威道教徒,後又師成公興,隨其入嵩山修煉,隱居石室,服食采藥。至神瑞二年(415年),感太上降臨山頂,授天師之位,並賜《雲中音誦新科之戒》20卷,命他“宣吾新科,清整道教”。寇謙之對道教進行改革的的總原則是“以禮度為首”。主要措施是“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使道教“專以禮度為首,而加以服食閉煉”。是時,誦習道經,亦改“直誦”為“樂誦”,即誦經時用音樂伴奏。經過寇謙之改革後的北方天師道被稱為新天師道或北天師道,其主要特點是:   第一, 尊奉老子為太上老君,老子“先天地生”、“為神王之宗”,是天地間至高至尊的神。理順了以前道教信奉的群仙系統,把雜亂無章的原始道教提高到宮觀道教的水準。
  第二, 變原始道教為貴族和平民都能信奉的官方認可的正統道教。
  第三, 設立道壇,以禮拜求度為主,輔以煉氣服食。
  第四, 首創了帝王受道教洗禮,登壇受籙制度。
  這樣,由於寇謙之的道教改革,不僅在宗旨、組織、道經、齋儀等各方面創立了新道教的基本規模,而且將帝王和各級貴族吸收入道,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協調、密切了道教與統治階層的關係,變農民為主的宗教為全社會各階的宗教,在道教發展史上起了一個鮮明的里程碑的作用。因此,經寇謙之改革後的天師道便能夠廣泛傳播開來,並一度成為北朝的國教。
  繼寇謙之之後,南朝劉宋時,又有廬山道士陸修靜(406—472年),對南方的天師道進行了改革。
  陸修靜自少修習儒學,愛好詞章,年長時棄家入雲夢山隱居修道。
  陸修靜對南朝道教的改革主要體現在他的《陸先生道門科略》中。在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一套整頓、改革的措施。
  首先,他提出整頓組織系統,健全三會日制度。三張時期,天師道的根本組織系統是“立治置職”,,掌管治的祭酒既是宗教骨幹,又是行政官吏,祭酒的職權就是“領戶化民”。而要不斷的加強這種道官、道民之間的統屬關係,還要有一些制度來保證。“三會日”制度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項。可是這個重要的制度在張魯時期後逐漸廢弛了。為此陸修靜決心把“三會日”制度重新建立起來和健全起來,以期扭轉已經混亂的組織狀況。
  其二是加強“宅錄”制度,整頓名籍混亂的狀況。所謂“宅錄”,類似封建國家編戶齊民的戶籍簿,即道民入道,須把全家的男女人口數申報登記。若有家口增減,皆須由戶主攜帶宅錄和命信(既敬神的信物)去本治上戶或除名。道師憑此向天曹啟告,請天神守宅之官保佑道民家口安全,禳災祛禍。很顯然這也是道教組織管理的一個重要方法。但是在三張之後,這項制度也完全廢弛了。於是就出現了諸如“或死骨爛,籍猶載存;或生皓首,未被紀錄;或納妻不上,或出嫁不除”的“糊塗賬”。這樣就很不利於對道眾進行管理,自然也就不利於整個道教的正常發展。因此,陸修靜主張徹底清理宅錄,規定以每年三會日的最後一天,作為登記、審核宅錄的最後期限,限定那一天每個道民必須攜帶命信到本師治所,由本師給以注籍。
  其三便是禁止道官各行其事,自行置職,健全道官按極晉升制度。張陵、張魯時期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道官制度較為嚴格,道官的升遷要按照一定程式來執行。但是這種能保證道官品質的制度在張魯以後也逐漸的廢除了,因此陸修靜主要對祭酒進行了整頓,恢復和健全天師道過去的依功受籙和按級晉升的制度,強調必須“精察施行功德,采求職署,勿以人負官,勿以官負人”的態度。
  其四是始創服飾規範。在《傳授經戒儀注訣•衣服法第九》中,規定道士須具有“葛巾、單衣、被、履、手板”,並且要“皆應新淨,勿用故敗”,“富不得奢靡,貧不得穢陋,調和中適”。
  宋明帝時(465—472年),他將收集的道書(其中有上清、靈寶、三皇各派的經典),加以整理甄別,鑒定其中經戒、方藥、符圖等1228卷,分為“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泰始七年(471年)又撰定了《三洞經書目籙》,成為我國最早的道教經書總目,並奠定了後世纂修《道藏》的基礎。他還在總結自天師道以來原有的各種齋儀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道教的齋醮儀範,以適應道教發展的需要。陸修靜編著有關齋醮儀範的著作多達100餘卷,基本上完成了道教的科儀。著述中,繼承了早期天師道(正一盟威道)三元日祭祀三官(天官、地官、水官)的儀式,對上清派、天師道等道派的齋醮制度作了明確的敍述和規定,使這些儀式中的祝香、奏啟、請事、禮謝、原念等都統一起來。
  經陸修靜改革後的南方天師道被稱為南天師道,在南朝曾得到一定的發展。不過它的發展很快被上清派和靈寶派的興盛所遮掩,而逐漸不顯於世了。
  稍後於陸修靜,南朝又出了個博學多才的道教學者陶弘景,他對以前流行於南方的葛洪金丹道教、楊羲的上清經籙道教及陸修靜的南天師道,又進一步總結、充實和改革,開創了茅山宗。
  陶弘景(456—536年)南朝齊、梁時道教學者、煉丹家、醫藥學家。字通明,自號華隱居,諡貞白先生。丹陽秣陵(今江蘇南京)人。是陸修靜門徒孫游岳的弟子。他中年隱居修道于茅山,著手弘揚上清經法,除廣泛收集整理上清經外,又撰寫帶有教派史性質的《真誥》,著有《登真隱訣》、《真靈位業圖》等重要道書。建立了較為系統、完善的神仙信仰體系。晉代、劉宋以來,到茅山修道的人很多,但並未把茅山發展成為上清派的基地。陶弘景居茅山后,開設道館,招收徒弟,弘揚上清經法,使茅山成為上清派的傳道基地,並形成了茅山宗。該宗特點是以上清經籙為主,兼收並蓄各派道法及儒釋思想。陶弘景所開創的茅山宗,對後世道教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陶弘景在養生方面主張形神雙修,養神與煉形並重。在《養性延命籙》中,他對養神、煉形、行氣、導引、房中等養生方法都作了比較科學的闡述。在以醫藥學方面,他的成就也很大,著作也最多,在祖國醫藥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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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時期的道教

      在五代(907—960年)的53年中,易五姓十三君,社會動盪不安,給道教的滋生繁衍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其中仍有不少地方王朝崇奉道教。他們尊寵道徒,興建宮觀,收集散失的道書,命道士宣講道經等,這對道教的維繫和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如前蜀王建、王衍父子崇信道教,尊禮杜光庭,徑稱天師;後蜀孟昶好金丹急房中之術;南唐李昪為茅山第十九代宗師王棲霞建玄真觀,賜印、綬,號玄博大師。道教在各個地方割據政權的範圍內部都有傳播。道士則或遁跡山林,或則隱於市廛,皆由出世轉入世,由追求成仙轉而濟世度人,以拯救現實的苦難,從而把儒家和佛教的某些修持方法和救世理想吸收到道教中來。在唐末五代,外丹術開始走向衰落,內丹術逐漸興起並日益發達,這對以後全真教的興起和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這一時期著名的道士有李浩、譚峭、彭曉、譚紫霞等,他們致力於道教的理論、方術方面的研究和建設,使低潮中的五代道教仍向前邁進。其中對後世影響較大的有譚峭和彭曉。
  譚峭,字景升,泉州(今屬福建)人。生卒年無可考,名道陳摶曾言與他為師友。史稱譚峭幼而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博聞強記,問則無所不知,文則清新華美。好黃老之學,精心研究,立志修道。譚峭經多見廣,學識淵博,曾於終南山著《化書》。此書之思想對後世的內丹學、宋明理學等方面影響深遠。英國的李約瑟在其所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認為,譚峭的《化書》是唐宋時期道教典籍中最有獨創性的著作。
  彭曉,字秀川,自號真一子。永康(五代後蜀設置,故治在今四川崇慶縣西北)人。曾在後蜀任過朝散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的官職,受賜紫金魚袋。平希好道,善修煉養生之術《正統道藏•太玄部》收有他所作的《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三卷和《周易參同契鼎器歌明鏡圖》一卷。

唐代道教的發展

      唐代道教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道教理論建設方面有很大的發展。唐代,湧現了許多道教學者,如孫思邈、成玄英、李榮、王玄覽、司馬承禎、吳筠、李荃、張萬福、施肩吾、杜光庭等,他們對道教的教理、教義和修煉方術等方面作了全面的發展。由於唐皇室的大力宣導,唐代研究老莊思想蔚然成風。當時王公大臣及儒生、道士等紛紛研究和注疏《老子》、《莊子》,據不完全統計,隋唐時代注疏箋解《老子》近30家;其他受老莊思想影響的理論著作也很多,如通玄先生的《體道論》、司馬承禎的《坐忘論》等等。特別是以成玄英、李榮為代表的崇玄學派,對當時和以後的道教理論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2)道書數量益增,並彙編成藏,正式刊行。唐代對道教經籍繼續加以收集和整理,於開元(713—741年)中,纂修成藏,目曰《三洞瓊綱》,總計3744卷(一說5700卷)。天寶七年(748年)詔令傳寫,以廣流布,名《開元道藏》。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道藏。
  (3)道教科儀,在唐代有較系統的發展。道教科儀在南朝陸修靜時已初具規模,唐代道士張萬福、張繼先和唐末五代的杜光庭等對道教科儀、經戒法籙傳授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增刪,使其更加豐富和完備。特別是唐末五代的杜光庭(850—933年)所著的《道門科範大全集》(87卷),將道教主要道派的齋醮科儀加以統一並使之規範化,集唐代道教齋醮科儀之大成。他所制定的道門科範,大多為後世道教所沿用。
  (4)道教內丹道在唐代有很大的發展。金丹術(外丹服食)在唐代雖處於興盛階段,但已暗現衰相。由於服食金丹有副作用,因此便促使金丹術由外丹向內丹轉變。內丹術可追溯到古代的神仙方術。在唐代,內丹道已有教大的影響,此類道書,紛紛出現。如崔希範的《入藥鏡》、吳筠的《南統大君內丹九章經》、陶植的《陶真人內丹賦》等等。至唐末五代,道教內丹道已經盛行起來。這一時期宣導內丹道的著名者為鐘離權和呂洞賓。故將其所宣導的內丹修煉術,謂之鐘呂金丹道。後世道教全真派即尊鐘、呂為祖師。
  (5)道教宮觀不僅遍佈全國,且規模日益宏大。自南朝道教宮觀制度形成後,道教宮觀逐漸增多。到唐代,道教宮觀幾乎遍及名山都邑。據杜光庭中和四年(884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記載,唐代自開國以來,“所造宮觀約1900餘(座),所度道士計15000余人,其親王貴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莊為觀並不在其數”。其中,如太清宮、太微宮、紫微宮等主要供奉老子的宮觀,規模可與皇家的殿堂相比擬,對以後道教宮觀的建築規模和建築藝術都有直接的影響。
  (6)在唐代,較大的道派是茅山宗,其次是樓觀派,此外還有張天師一系的複起。唐天寶七年(748年),玄宗令有關部門審定張天師子孫,將有封植,以隆真嗣,並冊追祖天師張陵為太師。至中晚唐時,逐漸形成龍虎山天師道,即所謂龍虎宗。這一派在帝王扶植下迅速壯大,為宋元以後龍虎山天師道的興盛奠定了基礎。
  樓觀派是繼北魏寇謙之的新天師道之後,在北方興起的另一道派。以陝西周至縣樓觀為它的活動中心。據傳樓觀為周時關令尹喜之故宅,晉永興二年(305年),尹喜之弟太和真人尹軌下降古樓觀,授樓觀道士梁諶丹書數卷而去。兩晉時,樓觀道士很少。北魏太武帝始光(424——428年)中,道士尹通事馬儉法師于樓觀,道術精進,名聲遠播,頗受太武帝禮遇。於是道士牛文侯、尹法興等人接踵而來,道士增至40餘人。其後王道義、陳寶熾、李順興皆為世所欽敬。樓觀道士逐漸增多。樓觀道的鼎盛是從北周開始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尊禮道士王延、嚴達,在廢除佛、道之後,又大量吸收樓觀道士入通道觀。隋文帝時,又重修樓觀宮宇,度道士120名,羽流精煉,朝野宗奉。唐初,高祖對樓觀道亦很器重,武德七年(624年)又親詣樓觀,祀老子。高宗時授樓觀道士尹文操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常少卿。大體說來,樓觀道在北周曆隋至唐初,一直是北方最大的道派,在歷代帝王的支持下,一直比較興盛。安史之亂後,方漸趨衰落。至金哀宗天興(1232——1234年)年間,因遭兵燹,樓觀焚毀殆盡。至元代,全真道加以修復,樓觀道亦合併于全真道。樓觀道士特別重視《道德經》,以它為主要的傳習經典。

唐代皇帝與道教

      唐代皇帝,因為道教尊奉的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所以便尊老子為始祖,自稱為老子後裔,特別崇奉道教。
  五德三年(620年),唐高祖詔改羊角山為龍角山,並建老子廟;七年(624年)親至終南山謁拜老子廟;八年(625年),下詔敘三教先後,以道教為首,儒教次之,佛教最後。貞觀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頒《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令,稱“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即老子)”,道士女冠自今後以齋供行立,至於稱謂可在僧尼之前,定道佛次序。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尊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後來的唐玄宗對道教更加崇奉和扶植。他於開元九年(721年),迎司馬承禎入京,親受法籙,成為取得道士資格的皇帝;開元十九年(731年),令五嶽各置老君廟;開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親注《道德真經》,又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並把《老子》列入科舉考試範圍;開元二十五年(737年),令道士、女冠隸屬宗正寺,將道士當作皇族看待;開元二十九年(741年),詔兩京(長安、洛陽)及諸州各置崇玄學,規定生徒學習《老子》、《莊子》、《列子》、《文子》;天寶元年(742年),玄宗贈封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通玄真人,列子為沖虛真人,更桑子為洞虛真人,其四子所著之書改名為真經;天寶八年(749年)追贈玄元皇帝為“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後又升為:“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玄宗以後,唐肅宗、代宗、憲宗、穆宗、武宗、宣宗等不少皇帝都繼續崇奉和扶植道教,其中較為典型的是唐武宗。武宗于開成五年(840年)親受法籙,會昌元年(841年),詔授衡山道士劉玄靖為銀青光祿大夫,任崇玄館學士,封號廣成先生;會昌四年(844年),授道士趙歸真為左右街門教授先生。
  總而言之,在唐朝近300年的時間裏,唐帝王以道教為“本朝家教”(或謂“皇族宗教”),始終扶植和崇奉道教,因此,促使道教在教理教義及齋醮儀式等方面均有較大的發展。

隨唐時期的道教

      隋朝(581—618年)實行佛道相容政策,雖以崇佛為主,但對道教也甚為重視。隋文帝把他的開國年號命名為“開皇”,這個稱號便取自道經。文帝還建道觀、度道士,以扶持道教發展。隋煬帝崇道更甚,在位時于長安為道教修建了10座道觀。大業七年(611年),還親自召見茅山宗宗師王遠知,並以帝王之尊,“親執弟子之禮”,敕命于都城(長安)建玉清壇以處之。
  道教在隋朝期間,其宮觀廟宇和道士的數量都有所發展。這一時期,茅山宗傳往北方的上清經法已經納入靈寶、三皇等經系,並與北方的樓觀道相融合。在修煉方術方法方面,最突出的發展是“內丹”的興起。
  據《羅浮山志》記載,道士蘇玄朗曾經隱居在句曲山(今江蘇茅山)學道,得司命真秘。開皇(581—604年)年間,到羅浮山青霞穀,修煉大丹,自號青霞子。作《太清石壁記》等。後著《旨道篇》,闡明內丹修煉之法。自此道教始知內丹矣。又鑒於《古文龍虎經》、《周易參同契》、《金碧潛通秘訣》三書文繁義隱,於是纂寫《龍虎金夜還丹通元論》,歸神丹於心煉。蘇玄朗(元朗)用外丹名詞解說內丹,提倡“性命雙修”,以此為內丹修煉的核心。蘇氏內視9年道成,沖舉仙去。從他的言行看,可以說他是一位內丹理論家、實踐家和宣傳家。隋代蘇玄朗宣導的內丹道,至唐代發展迅速,蔚然成風,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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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道派的出現與老道派的演變

      宋室南渡以後,形成了南宋與金、元南北對峙的局面。當時道教內部宗派紛起,在金元之際,北方先後出現了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等道派。
  太一道為衛州(今河南汲縣)人蕭抱珍(?—1166年)于金初創立。該派重符籙齋醮,規定道士必須出家,七傳以後逐漸與正一道相融合。
  太一道創立于金熙宗天眷年間(1138—1140年)。始祖為蕭抱珍,他以“元氣渾淪、太極剖判、至理統一”為教旨,概稱其數為“太一教”。始祖蕭抱珍,衛州人。他聲稱曾得仙人所賜秘籙,擅長祈禱訶禁法術,在鄉間郡裏常以符籙、符水為百姓治病;用祈禱咒語驅除蝗災、求雨,利用這些濟世利民的手段,得到河北地區民眾的尊崇。他以傳授“太一三元法籙”為名,在河南濟縣建立了第一個庵堂,信奉者日眾,從此創立了太一教。金熙宗皇統八年(1148年)被召至京,為皇室治病,受到禮遇,賜改庵堂為“太一萬壽觀”,太一道從此顯赫。金大定二年(1162年)詔准入粟購買度牒,道士所居之處,沒有名額者,也可以輸買,因此蕭抱珍又建太清、迎祥兩觀,廣招信徒入教。太一教借皇家的寵遇,得以在北方地區迅速發展,使太一教初具規模。蕭抱珍卒於大定六年(1166年),賜號“太一一悟傳教真人”。太一教以“元氣混淪,太極剖判,至理統一”為教門宗旨,以“篤人倫,翊世教”為教門法則,是儒、道思想結合的體系。以老子“弱者道之用”為處世原則,以崇尚符籙為行世手段。信奉者需出家,尊守教門戒律;居住宮觀始稱庵,後改稱宮,墓稱塔。接受法嗣者必須先受秘籙法物,改姓始祖“蕭”姓,這是所有道教派別中僅有的一派。
  太一道與當時興盛起來的真大道教、全真教一樣是以拯救民眾和社會為目標的重視實踐性的三教合一的道派。
  真大道亦創立于金初,創始人為滄州樂陵人劉德仁(1120—1180年),號無憂子。自幼喜讀詩書。靖康之亂後,遷居鹽山。由於身曆北方社會的戰亂,頗受流離之苦,因而產生了強烈的憤世嫉俗的思想。同時又受儒家、佛教的影響,把掙脫苦海的希望寄託在宗教信仰上,於是他自稱遇一白髮老翁(暗示老子),授以《道德經要言》,以此言論為救世大道的理論基礎,對己可以修身,對人可以化度,在河北一帶民眾中廣為流傳。信徒漸漸增多後,便創立了大道教。劉德仁立教規九條:
  (1) 視物猶己,勿萌戕害凶嗔之心;
  (2) 忠於君,孝於親,誠於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
  (3) 除邪淫,守清靜;
  (4) 遠勢力,安賤貧,力耕而食,量入為用;
  (5) 毋事博奕,毋習盜竊;
  (6) 毋飲酒茹葷,衣食取足,毋為驕盈;
  (7) 虛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
  (8) 毋恃強梁,謙尊而光;
  (9)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大道教居處始稱庵,後為宮觀,墓稱塔,與太一教同。大道教發展到第四祖毛希琮時改大道教為“真大道”,以區別以前之大道教。該派的特點是以清心寡欲、謙卑自守、力作而食為教旨,以無為保正性命,以無相驅役鬼神為教行。信教者須出家,遵守教戒。真大道教流行於河北燕京地區,所建宮觀甚多,如大都之天寶宮、玉虛宮;平谷之迎祥宮;房山之隆陽宮等,但現存無幾。該派以《道德經》為教旨,不尚煉丹飛仙之事,而頗重默禱召劾為人治病,主張出家苦行。元以後,逐漸衰落並消失,或已合併于全真道。
  全真道,是金代興起於北方三大新道派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派別,因始祖自題所居庵為全真堂而得名。該派創建于金大定(1161—1189年)年間,創立者王喆,生於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陝西咸陽大魏村人。原名中孚,字允卿,後改名世雄,字威德。入道後始改名為喆,字知明。因仰慕陶淵明之高風亮節,取號為重陽子。早年為儒生,兼習射騎。道書載,金正隆四年(1159年)曾于甘河遇仙人密付口訣,飲噀神水,自是斷絕俗念,悟道出家。於終南山築墓穴名曰“活死人墓”,開始修道。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雲遊至山東寧海,遇馬鈺(道號丹陽子)、孫不二(號清靜散人)拜以為師,從此宣揚全真之道。後又收譚處端(號長真子)、劉處玄(號長生子)、丘處機(號長春子)、王處一(號玉陽子)、郝大通(號廣寧子)為弟子,並在文登、萊州、登州等地建立三教七寶會、三教三光會、三教玉華會、三教金蓮會、三教平等會。大定九年(1169年),與弟子馬玉陽、譚長真、劉長生、丘長春西歸,羽化於道中,葬于終南山劉蔣村,從此全真道尊為祖庭,金章宗賜庵名靈虛觀,後元太宗加封為重陽萬壽宮。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封王重陽為全真開化真君;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加封為重陽全真開化輔極帝君。王重陽著有傳道詩千餘首,編于《重陽全真集》內,又有《重陽教化集》、《重陽立教十五論》、《重陽分梨十化集》等。
  該派主張三教合一,在修行方法上注重內丹修煉,不尚符籙與黃白之術,規定道士必須出家住宮觀,不蓄妻子,持齋茹素,並制定了嚴格的清規戒律。全真教由一個有民族意識的宗教而興起,援儒攝佛,吸收二教思想,形成以道家思想為核心的三教合一的新道教派別。為了廣招信徒,把《道德經》、《般若心經》、《孝經》列為信徒必讀經典,教人“孝謹純一”,“正心誠意,少思寡欲”。注重在下層民眾中傳教,廣為結納中層士大夫階級,謀求上層達官貴族、皇家宗室的支持,因此教派基礎深厚,思想意識滲透到各個階層,影響深遠。
  全真道的創始人王重陽傳有七徒,是為“全真七子”,他們都對北方全真道的傳播合發展作過重大貢獻。其中以丘處機最為突出。丘處機(1148—1227年),字通密,號長春子,山東登州棲霞人。19歲出家入道,次年于山東甯海全真堂拜王重陽為師。當丘處機嗣教時,正值金元之際。金興定三年(1219年),宋甯宗譴使召請,不應。元太祖聞其名,自乃蠻(今蒙古境內)譴臣持詔召請,丘處機以71歲高齡率十八弟子,從萊州出發,跋涉萬里,歷盡艱辛,歷時兩年多到達西域大雪山與成吉思汗相會。“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見《元史•丘處機傳》)。太祖深契其言,禮遇甚隆,尊為神仙,命他掌管天下道教事,又受賜金虎符,許他便宜從事,並赦免全真道士的賦稅。這就為全真道的鼎盛奠定了基礎。丘處機於1224年返大都(今北京),住長春宮(今北京白雲觀),此處成為全真道的活動中心。丘處機在此演教,立龍門之宗。在他的努力下,全真道的宮觀數量和道教徒人數都迅速擴充,全真道進入鼎盛時期。丘長春著作有《大丹直指》、《攝生消息論》、《潘溪集》等。
  全真教之所以比太一教、大道教興盛、流傳長久,除了受到統治階級的青睞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教徒能恪守戒律,遵守規勸,注意自我的身心修養,得到民眾的尊崇。全真教徒注重教史的修撰,第一部著作是真常真人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其次是全真子宋披雲繼鑿龍山道教石窟,重刊《金藏》於平陽。秦志安撰《金蓮正宗記》,前收鐘、呂,後述七真,是一部全真早期的教史。其後他在修撰,《金蓮正宗記》、《煙霞錄》、《繹仙》、《婺仙》等有關全真教史料,保存了有價值的資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道謙,以儒士入道,終身未嘗廢書。歷任重陽宮主事,京兆道門提占,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點。除自著《筠溪集》外,還著有《終南祖庭仙真內傳》三卷、《七真年譜》一卷、《終南山記》三十卷、《甘水仙源錄》六卷,使全真教史大備,歷來為道教史家所重視。
  自從全真道興起以後,道教便出現了“北宗”與“南宗”的分立。南宗即北宋張伯端所傳一派,主要活動於南宋時期。至元代中後期,在與南北二派均有師承關係的陳致虛(1289—?年)的努力下,紫陽一派亦歸於全真,被稱為“南宗”,王重陽一派,被稱為“北宗”。
  與北方三大道派興起的同時,在南方除舊有的龍虎天師、茅山上清、閣皂靈寶等三山符籙諸派之外,這時自稱獨得異傳而別立宗派者甚多,主要有從天師道衍化而來的神霄派,由上清派衍化而來的清微派,由靈寶派分化而來的東華派和淨明道。
  神霄派以傳習“神霄雷法”而得名,假託其道法出自元始天王之子神霄玉清真王。實際上該派創始人是北宋末江西南豐道士王文卿(1093—1153年)。他曾被宋徽宗召見,拜為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不久又拜金門羽客,升凝神殿侍宸,賜號“沖虛通妙先生”。王文卿退居鄉里後弟子甚多,得其傳者依次有新城高子羽、臨江徐次舉、金溪聶天錫等人。其後得其傳而最顯著者則為臨川譚悟真,據說“人不敢稱其名,但謂之譚五雷”。北宋時在朝的名道士也多習神霄雷法,如林靈素、張繼先、劉混康、徐守信、薩守堅、萬宗師等。宋元間傳神霄雷法的還有莫月鼎。神霄雷法還影響宋元間其他道派。例如張伯端所創金丹派南宗,從四祖陳楠開始兼傳神霄雷法,陳楠之徒白玉蟾撰有雷法著作多種。
  清微派以傳習“清微雷法”而得名,假託其法出自清微天元始天尊。據《清微仙譜》稱,該派創始人為廣西永州人祖舒,南宋理宗時傳至九代南畢道。實際上清微派是從南畢道、黃舜申師徒傳授清微雷法開始興盛起來的。南畢道,(1196——?)四川眉山人,宋理宗時任廣西憲司。其幕僚黃某之子黃舜申得疾,南畢道治癒之,並悉以清微雷法受黃舜申。黃舜申(1224——?)遂成為清微派第十代祖師。寶佑中(1253——1258年),黃曾出任檢閱,以擅雷法聞名京師。宋理宗召見,賜號“雷囦真人”。元世祖至元丙戌(1286年),黃又應詔赴闕,未幾乞還鄉里,隱於紫霞湖滄州之上。元室賜號為“雷淵廣福普化真人”。黃舜申是清微道法的集大成者,門徒頗多。清微派的道法書現存主要有《清微齋法》、《清微元降大法》、《清微神烈秘法》等,另外《道法會元》中也保存有不少清微雷法著作。
   淨明道是南宋初年,西山道士何真公創立,是由靈寶派演化出來的一個分支。它尊奉許遜為祖師,稱其法籙出於許遜之傳。何真公所創之淨明道,除傳行一種稱為“淨明法”的符籙外,還重心性和內丹的修煉,特別是在其教義中力主以忠孝為本。何真公後嗣無人,其所創的教派後來被玉真子劉玉新建的淨明道延續下來。劉玉(1257——1308年),字頤真,號玉真子。原籍鄱陽石門(今屬江西),後遷至南昌建康。弱冠而孤,志存方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劉玉聲稱淨明法師胡惠下降,告之“淨明大教將興,當出八百弟子,汝為之師”,並說元貞二年(1296年)臘月,許真君當降其家。於是,許多信徒投奔在劉玉門下。此後,劉玉便在西山一帶開展傳教活動,並陸續建立了一些壇、靖等宗教活動據點,使湮沒百年的淨明道再次興盛起來。劉玉新建的淨明道實際上是何真公淨明道的延續何發展。劉玉羽化前以教事傳付弟子黃元吉。黃元吉(1270——1324年),字希文,人稱中黃先生,豫章豐城(今屬江西)人。年十二,入西山玉隆萬壽宮為道士。後從劉玉,得旌陽許真君忠孝之教。為人剛介,治眾甚嚴。晚年以其教遊說京師。泰定元年(1324年)十二月,羽化於京中崇真萬壽宮。其弟子著名的有陳天和、徐慧、劉真傳、熊玄暉、劉思複、黃通理等。繼黃元吉掌教的淨明宗師為徐慧(1291——1350年),一名徐異,號丹扃道人。他編輯淨明道諸位祖師傳記、神降法語及劉玉、黃元吉語錄,著成《淨明忠孝全書》六卷。徐慧之後,淨明道傳承法嗣不明。元以後一說合併於正一道,一說歸於全真道。
  東華派是從靈寶派分化出來的一個新道派,創始人是南宋初的甯全真。甯全真(1101——1181年),字本立,開封人。曾從田思真和仙人任子光受教,得東華、靈寶二派之傳,遂將二系教法合而為一。從此道業大進,以齋醮祈禱之術行化南方。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金國南侵,高宗特旨召全真入殿廷,命奏章於天地,祈求國家平安。事畢,賜號“清微高士”,封“贊化先生”。以後國家每有齋醮之事,常命全真主典。晚年居浙江何淳真家,講授道法,所傳弟子甚多。甯全真所創的東華派,在上清、靈寶派傳統的存思神真的基礎上,吸收了內丹丹法,重視行法者個人的內煉工夫,把靜坐修煉視為徹視通神、齋醮煉度之本。東華派傳至元代林靈真時,又進入了一個興盛時期。林靈真(1239——1302年),原名偉夫,字君昭,溫州人。累舉不第,乃棄儒從道,舍宅為觀。從林虛一、薛熙真學東華道法。三十八代天師命其為溫州路玄學講師,不久升任本州道錄。主持溫州天清觀,受教弟子百余人,龍虎山天師道弟子董處謙和後任玄教大宗師的吳全節,皆曾受其學。   在元統一全國之後,天師道在北方得到迅速傳播,全真道在南方有較大發展。其他力量較為薄弱的各道派則逐漸與天師道或全真道相融合,符籙各派(如茅山宗、閣皂宗等)融入天師道(龍虎宗)之後,統稱為正一道,從而形成正一和全真兩大道派。經元、明、清各代,流傳至今。
  宗元之際,正一道與元朝皇室關係密切,因而在元代頗受尊崇,愈加興盛。據說早在滅南宗之先,元世祖便於1259年派密使潛入龍虎山,訪問35代天師張可大,向他不問統一天下之事。張可大回答說:“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南宗滅亡後,忽必烈乃於至元十三(1276)召見張可大之子,第36代天師張宗演,賜以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命他主領江南諸路道教,賜給銀印。次年又封張為真人,命于長春宮主持周天大醮。從此之後,元朝歷代師嗣位,皆沿例賜為真人,襲掌三山符籙及江南諸路道教,有權薦舉任免江南各地的道錄與宮觀提點,奏請新建宮觀名額及度牒,並可“自出牒度人為道士”。元代天師中最榮耀者為第38代天師張與材,他因劾治潮患有功,于成宗大德八年(1304)被封為“正一教主”,武宗即位後又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賜給金印,秩視一品。第39代天師張嗣成,於泰定二年(1325)被封為“翊元崇德正一教主”並授集賢院知事,掌管天下道教事務。
  元代正一道士中還出現了榮耀超過天師的張留孫、吳全節師徒。張留孫(1248——1321)原是張宗演弟子,至元十三年隨師入朝,對答稱旨,遂留侍闕下。元祖常向他詢問修身治國之道,又曾為皇太子、皇后請禱治病有驗,因而得到寵信,被封為上卿,賜給寶劍,並敕命兩京各建崇真宮,讓張留孫居之以掌祀事。至元二十五年(1278),又加封他為“玄教宗師、道教都提點、管領江北淮西荊襄道教事”,佩銀印。此後元世祖對張“寵遇日隆,比於親臣”。或命其出祠名山大川,或奉旨去江南訪求遺賢,又受命為武宗、仁宗取名,參與任命宰相的決策等等。後來元成宗、武宗、仁宗等朝,對張的寵信亦始終不衰,“朝廷有大謀議,必見咨問”。他被加封的頭銜愈來愈顯耀,官階也從三品進至一品。元成宗時被封為“玄教大宗師同知事集賢院道教事”,追贈三代魏國公。元武宗加封“大真人知集賢院大學士”。仁宗又加封為:“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志道弘教沖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其封號長達43字,可謂顯赫無比。至治元年張留孫去世,又被元英宗封贈“真君”之號。其門下高徒有75人,其中封真人並分掌各地道教提點者7人,另有9人被命為宮觀提點。
  張留孫大弟子吳全節(1240——1321),出身儒門,隨其師至大都。大德十一年(1370)被授為“玄教嗣師”。至治三年(1322)繼承師位,出任玄教大宗師,賜真號,總攝江淮荊襄等處道教。他掌教25年,好與儒士結交。曾於至順二年(1331)進陸九淵《語錄》於朝,使陸氏心學為元室所重視,又曾薦舉吳洽澄、閻複等儒臣。他去世後,夏文泳、張德隆、於有興等人相繼出掌玄教宗師。直至元朝滅亡後,明太祖只承認張天師後嗣,而不承認玄教宗師,張留孫的玄教法嗣遂告終結。   正一道不出家,多從事符籙齋醮,祈福禳災;全真道主張“全神煉氣,出家修真”,建立了傳戒和叢林制度。

道教內丹理論的發展

      經過隋唐五代的醞釀、積聚,北宋時期內丹學術廣泛傳播開來。宋初的陳摶和神宗時的張伯端等著名的道士,對道教內丹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陳摶是五代末北宋初著名道士,修道于華山,宋太宗賜號“希夷先生”,一生致力於養生之道,著有《無極圖》(刻于華山石壁)和《先天圖》,還著有論述道教修煉的《指玄篇》(81章)等。陳摶關於內丹修煉的五個階段(即得竅、煉己、和合、得藥、脫胎還虛)和四階段工夫(即築基、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的系統總結,對後來南北二宗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陳摶之後,在北宋期間,對道教的煉養及理論方面有承前啟後作用的便是張伯端。   張伯端(984—1082年),字平叔,號紫陽山人,是北宋時期內丹學說的集大成者,著有《悟真篇》、《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煉丹訣》、《金丹四百字》等內丹著作。其代表作《悟真篇》對丹道理論及方法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張伯端認為道、儒、釋三教雖分三,道乃歸一。他主張金丹為修仙之至道,並強調先“命”而後“性”。《悟真篇》說:“學仙須是學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端”,並認為“不識真鉛正祖宗,萬般作用枉施功”。排斥與金丹不同的修煉方術。《悟真篇》與《周易參同契》齊名,被道教推為內丹術之正宗。北宋後,道教之主內丹者,莫不祖述《悟真篇》。在其內丹學說影響下,至四傳弟子白玉蟾(1194—?年)時,形成了所謂“金丹派南宗”(相對于全真道北宗)。
  金丹派南宗又稱紫陽派,創始人白玉蟾,本名葛長庚,字如晦,號海瓊子、瓊山道人、五夷散人,生於海南瓊州。幼舉童子科。後於武夷山中師是陳楠,學內丹及雷法,並隨之雲遊各地。陳楠羽化後,乃披發佯狂,浪跡江湖。嘉定十年(1217年)收彭耜、留元長為弟子,建立靖治,開始傳教活動。第二年,遊西山玉隆萬壽宮,適逢建醮,都宮門請白玉蟾“為國升座”。又于九宮山瑞慶宮主國醮,頗得名聲。著有《上清集》、《玉隆集》、《五夷集》等。白玉蟾以北宋張伯端為本派始祖,繼承了張伯端的內丹理論,主張性命雙修,先命後性,並把理學的“正心誠意”和佛教禪宗的“明心見性”學說納入道教的修煉方法中。又“參學大洞法籙,奉行諸家大法”,把神霄雷法與內丹理論結合起來,提出內煉成丹、外用成法的思想,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內丹理論。張伯端的思想對後世道教影響很大,被奉為道教內丹派南宗開山祖師,尊稱“紫陽真人”。

北宋的崇道

      經過五代十國短暫的動亂和分裂,北宋王朝建立後,國家又重新歸於統一。北宋歷代帝王承襲唐朝道儒釋相容和對道教崇奉扶植政策,其中真宗、徽宗尤以崇道著稱。
  宋真宗趙桓崇奉道教,除了效法太祖、太宗召見道士、營建宮觀外,又有一些新的方面。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真宗稱趙氏始祖“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趙玄郎下降於延恩殿。於是,加封為“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次年(1013年),虔誠加封老子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並行幸亳州太清宮,謁拜老子神像。宋真宗還制定了一些節日,以三月三日“天書”初降日,為天慶節;以六月六日“天書”降于泰山,為天貺節;以四月一日“天書”降於皇宮,為天禎節;以七月一日聖祖初降,為先天節;以十月二十日聖祖降延恩殿,為降聖節。真宗在位期間,還大量興建道觀,召見著名道士,命王欽若、張君房等編輯《道藏》。大中祥符(1008—1016年)初,真宗曾命王欽若總領修校道經,共4359卷,並撰成篇目進上,真宗賜名《寶文統錄》,並親自為之作序。天禧三年(1019年),真宗又命王欽若再次校理道經,與張君房一起,修成《大宋天宮寶藏》,共4565卷。張君房又據以輯成《雲笈七簽》122卷,進呈皇上御覽。《寶文統錄》和《大宋天宮寶藏》奠定了後世編修《道藏》的基本格式,對道教教理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宋徽宗對道教的崇信更甚:
  1、政和七年(1117年)二月,稱天神青華帝君下降宣和殿,又夜夢老君諭曰:“汝以宿命,當興吾教。”四月,徽宗授意道錄院冊封他為“教主道君皇帝”,從而把道教變成了國教。
  2、崇甯元年(1107年)建長生宮於京都。政和三年(1113年)建玉清和陽宮(旋改名玉清神霄宮),後又建葆真觀、上清寶籙宮等。政和七年(1117年)下令將全國的天寧觀都改名神霄玉清萬壽。宣和元年(1119年)京師神霄宮告成,徽宗又親自撰《神霄玉清萬壽宮記》,賜天下勒石。
  3、上玉皇大帝尊號為“太上開天執符禦曆含仁體道昊天玉皇上帝”,上地祗為“承天效法厚德含光大後土皇帝祗”。封莊子為“微妙玄通真君”,列子為“致虛觀妙真君”,配享“混元皇帝”老子。其他諸神,並有封號。
  4、政和四年(1114年)初置道階。重和元年(1118年),置道官二十六等、道階八等;始立道學制度,學道之人,可入州縣道學教養,每年試經拔舉,分若干品級;令太學和辟雍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各二員,不久又于諸州添置道學博士。宣和三年(1121年),令三京置女道錄、副道錄各一員。
  5、重和元年(1118年),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漢至五代為《道史》,本朝為《道典》。徽宗自崇寧年間(1102—1106年)即始諭天下搜求道書,至政和三年(1113年)十二月,又召天下訪求道教仙經,編成《萬壽道藏》,共5481卷,並送福州閩縣刻板。
  北宋時期,茅山派仍然活躍,二十五代宗師劉混康自神宗時即出入宮中,後徽宗又為其造天甯萬壽觀,並賜號葆真觀妙先生。天師道經過近百年的沉寂,漸次興起,如龍虎山第三十代天師張繼先,崇寧三年(1104年)應召赴闕,頗受徽宗禮遇。明年五月,賜號虛靖先生,其父兄輩亦皆賜爵。符籙道教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特點,並占主導地位。神霄雷法開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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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道教

      明朝建立以後,道教承宋元舊制,分為正一、全真兩大派系,官方發給不同的度牒。明朝皇室因鑒於世居龍虎山張陵後裔在道教中的影響,一方面肯定了元代授正一道教主的地位,但又革除“天師”稱號,改授為正一嗣教真人。在明代皇帝中,特別崇奉道教的明世宗(朱厚熜1522—1566年在位),他自號“玄都境萬壽帝君”,躬親禮齋,許多道事士被授予“少保”、“禮部尚書”等官銜,參與朝政。明代曆世還在京師設置道籙司,在各府設置道正司,在各縣設置道會司,將道教事務列入朝廷行政管理的範圍。
  明朝正一道的政治地位居道教各派之首。早在1361年朱元璋攻佔南昌時,正一道第42代天師張正常就曾譴使拜謁,密告“符命”,與朱氏接上關係。明朝開國後,張正常于洪武元年(1368年)入朝禮賀,明太祖封他為正一嗣教真人,賜銀印,秩視二品。洪武五年,又敕令張氏永掌天下道教事。從此正一天師便上升為道教各派首領,其地位較元代正一天師統領江南道教更高。張正常以擅長符水治病術聞名,羽化於洪武十年(1377年)。其子張宇初嗣位後,襲封正一嗣教大真人,領道教事。此後明朝歷代天師皆沿例襲封大真人,掌管天下道教。張宇初博學能文,撰有《道門十規》。該書吸收全真道性命雙修及嚴守清規戒律之宗旨,指出道士應遵守的10條戒律,以之推廣於道教各派,意圖整頓道教。他還撰有詩文集《峴泉集》,對道教思想宗旨及修持方法多所發揮,堪稱宋元以來最有學識的正一天師。張宇初還曾奉敕設醮建齋,重建龍虎山上清宮。
  明太祖認為禪宗與全真道“以修身養性,獨為自己而習”,無助於倫理教化,故重視正一而貶抑全真。因此全真道在明代政治地位下降,教團發展受限制,其勢力遠不及金元時代。
  全真道自元代以來,七真門下各自開派,形成7個支派。其中丘處機所開龍門派勢力最強。該派傳至明代,出現以戒律密傳的“龍門律宗”。此宗以丘處機門人趙道堅為第一代律師,趙傳張德純,張傳陳通微,陳傳周玄樸。周玄朴是龍門第四代律師,受法於洪武丁卯(1387年)。周玄朴後傳于張靜定、沈靜圓,龍門律宗此後分作張、沈二支流衍。
  明世宗時,有龍門第4代弟子孫玄清(1517——1569年),得山東嶗山李顯陀、鐵查山通源子及斗篷張真人之傳,頗有道術。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至京師白雲觀坐缽修煉,祈雨有驗,詔賜“紫陽真人”之號。孫玄清門下形成“金山派”,亦稱嶗山派,屬龍門支派。
  明代著名的道士還有張三豐、邵元節、陸西星等。其中最為有名的道士是張三豐。其人生卒年代不詳,曾在湖北武當山(一名太和山)修道,後離武當山隱居。太祖、成祖均曾譴使尋覓,不遇,乃營修武當宮觀。道教從而有南派之武當道,據《諸真宗派總簿》載,武當道派有自然派、三豐派等傳衍近代。明英宗天順三年(1459年),張三豐被封為“通微顯化真人”。
  邵元節(1459——1539),字仲康,號雪崖,江西貴溪(一說安仁,即今江西余江)人。 居龍虎山上清宮。師事範文泰、李伯芳、黃太初。不應甯王朱宸濠之召,放浪形骸於江湖間。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征之入京,召對便殿,頗得世宗賞識,達十五年之久。邵元節雖位極人臣,但他謹小慎微,很少干預朝政,專心禱祀。著有《太和文集》。
  陸西星(1520——1606)為明代內丹東派開創者。字長庚,號潛虛子。揚州興化(今屬江蘇)人。擅文詞,兼工書畫。因屢試不中,乃棄儒入道,入山隱居。自稱得呂洞賓真傳,著書立說,闡發內丹之旨,遂開內丹東派,被後世道士尊為內丹東派之祖。著有《方壺外史》八卷,包括經典注釋及丹法十五種,《南華附墨》八卷。近現代一些學者考證,著名神怪小說《封神演義》的原作者實為陸西星。
  在明代,還可以值得一提的是明永樂四年(1406年)成祖敕令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纂修《道藏》。正統九年(1444年)英宗繼承成祖之志,詔通妙真人邵以正督校《道藏》,次年(1445年)編成《正統道藏》5305年卷,凡480函。至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第五十代天師張國祥奉命續補《道藏》,凡32函,180卷,名《萬曆續道藏》。與《正統道藏》合計共5485卷,512函,即現存之明版《道藏》。成為道教史上現存最完備和最重要的經籍總集。

清朝道教

      自明中葉後,道教衰微的勢頭已較為明顯。到了清代,朝野重佛抑道。乾隆年間(1736—1795年)宣佈黃教為國教,道教為漢人的宗教;限制天師職權,取消其道教之首的地位,由二品降至五品,並禁止其差遣法員傳度。到了道光(1821—1850年)年代,又取消了傳統的張天師朝覲禮儀。道教丟失了與朝廷的聯繫,其地位逐漸下降。
  清代滿州貴族興起于關外,入關之前已信奉藏傳佛教,入關後重視利用儒學治國,對道教雖仍予以保護,但遠不及明朝那樣尊崇。清初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為籠絡漢人,對道教還略有重視和利用,依明朝舊例封贈正一真人,令其掌管天下道教。順治八年(1651年),第52代天師張應京入朝覲見,敕授正一嗣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給一品印。順治十二年,第53代天師張洪任入覲,襲封大真人,並敕免本戶及龍虎山上清宮各色徭役。康熙皇帝曾命第54代天師張繼宗進香五嶽,祁雨治河,襲封大真人,授給光祿大夫品級。雍正皇帝篤信禪宗,對道教方術亦感興趣。認為“道教煉氣凝神,與儒家存心養氣之旨不悖”。雍正五年(1727年),第55代天師張錫麟入覲,依前朝舊例襲封大真人,授光祿大夫。雍正皇帝晚年多病,于雍正九年召龍虎山正一道士婁近垣入宮,設壇禮鬥,以符水治病有驗。婁近垣因此被封為妙應真人,賜四品龍虎山提點,又撥官銀修茸龍虎山宮觀,置買香火田數千畝。婁近垣在清代正一道士中最有學問,撰有《龍虎山志》18卷,文字通達。又撰《闡真篇》,對禪宗及全真道內修法頗有見識,被選入雍正所編《禦選語錄》。
  自乾隆時代起,因統治者極力推崇儒家理學,釋道二教的地位大為貶降。清代正一道雖趨衰微,但在民間仍有一定影響。據康熙六年統計,全國道士有21286人,約當僧尼總數的五分之一。自乾隆年間廢除僧道度牒制以後,僧道數量增長很快。而且隨著清朝疆域地開拓,漢族向邊疆地區遷移,一些原來很少有道教的地區,如東北、新疆、內蒙、臺灣等地,也陸續建起道教宮觀,有道士住持,供奉香火。據《諸真宗派總簿》所記,正一、茅山、清微、靈寶、淨明等符籙道派至清末皆傳承不絕,尤以正一、清微兩派分支最多。此外還有奉薩守堅的西河派、天山派、奉真武大帝的武當派,以及九宮山派、張玉皇高上派等正一支派。這些道派雖傳承不絕,但其學說及修持方法多已相互融合,彼此區別不大。
  清朝初年,全真道再次面臨與其初創時期相似的形勢。500多年前曾入主中原的金朝女真族後裔,又一次趁亂入關,建立了大清帝國。民族矛盾又趨尖銳,剃發易服之辱,折磨著漢族人士的心靈。全真道龍門派宗師王常月應運而出,以振興道教,恢復祖風自任,傳戒弘教,使明代沉寂已久的全真龍門派出現了中興景象。
  王常月(1522——1680),號昆陽子,山西潞安人。少年出家雲遊四方,參訪明師50餘人,得龍門派第六代律師趙真嵩之傳,成為第七代龍門律師。王常月受師父之囑託,看准時勢,改革舊制,以公開傳戒度人出家,整頓教規作為振興宗門的主要手段。滿清入關之處,王即從隱居的嵩山北上京師,掛單于北京白雲觀,被道眾推舉為方丈。他的傳戒活動得到清廷許可。順治十三年(1656年),王奉旨主講白雲觀,登壇說戒,度弟子千余人。一時南北道流紛紛來京受戒。康熙二年(1669年),王常月率弟子詹守椿、邵守善等南下,在南京、杭州、湖州、武當山等地立壇說戒,皈依受戒者甚多,龍門教團於是大盛。王常月羽化於康熙十九年(1680年),據說活了159歲。康熙帝敕贈“抱一高士”,命於其墓上建響堂塑像,每年都派官致祭。其著有《碧苑壇經》二卷,又名《龍門心法》,是弟子們整理他在南京碧苑登壇說戒的語錄而成。龍門派所傳戒法分為初真戒、中極戒、天仙大戒三級,王常月將此三級戒作為實踐真功的基礎。王羽化後,其弟子繼續在東南江折諸省開壇傳戒,形成不少龍門支派。例如黃虛堂開創蘇州滸墅關太微律院支派,其弟子有孫碧陽。金築老人盛青涯開創余杭金築坪天柱觀支派,門下有潘牧心、王洞陽、潘天涯等遞相嗣傳。呂雲隱開戒于蘇州冠山,門庭頗盛,其弟子呂全陽、鮑三陽、樊初陽、丘寅陽、徐艮陽、錢函陽、孫則陽、歸南陽、邵悟真等人,活動于蘇州、無錫、湖州一帶。陶靖庵開創湖州金蓋山純陽宮雲巢支派,門下有陶石庵、徐紫垣、徐隆嚴等相繼嗣傳。
  龍門律宗除王常月門下諸派外,還有與王同輩的沈常敬(1523——1653)所傳派系。沈常敬隱居江蘇茅山,門下有孫守一、高守圓等大弟子。孫守一弟子周太朗,開創棲霞金鼓洞支派,四方從學者達千余人。孫氏另一弟子范太清,住持天臺山崇道觀,為東南龍門派一大道場。周太朗再傳弟子沈一炳、閔一得,均為清代道教內丹術著名學者。閔一得住持金蓋山純陽宮,撰《金蓋心燈》八卷,詳記明清龍門派傳承歷史。又編輯《古書隱樓叢書》,收明清道書28種,多為內丹學著作。
  除東南地區外,清初至乾嘉年間,全國各地,甚至全真道歷來影響甚微的東北、西北、西南地區,也都出現龍門派活動的蹤跡。在東北,有遼陽道士郭守真於明末赴馬鞍山師事龍門第7代道士李常明,後返歸遼東,隱居本溪鐵刹山八寶雲光洞修道30餘年。康熙初年應盛京將軍烏庫禮之請,住持盛京(今瀋陽)太清宮傳戒,受戒者先後達數百人。在西北,有龍門派第11代道士劉一明,隱居甘肅金縣棲雲山修煉多年,往來於蘭州,隴上士庶多與之交往。劉精通內丹易學,著有《道書十二種》,流傳頗廣。在江西有龍門第八代道士徐守誠,隱居西山修煉,門下有譚太智、張太玄、熊太岸等弟子。在廣東有龍門派第11代道士曾一貫,於康熙年間入羅浮山任沖虛觀住持,其徒柯陽桂門下弟子百余人。在四川有龍門第10代道士陳清覺,于康熙初年從湖北武當山來到青城山,後住持成都二仙庵,開創龍門碧台丹洞宗。二仙庵與武昌長春觀、西安八仙庵並稱為天下龍門派大叢林。
  在雲南雞足山,還有被稱作“龍門西竺心宗”的特殊道派。該派創始人雞足道者(原名野怛婆闍),本為月支國人,自稱元末從印度來滇,精通“西竺鬥法”,常誦咒不絕。順治十六年(1659年)雞足道者赴北京白雲觀皈依王常月門下,受龍門戒法,改名黃守中,成為龍門派8代弟子。後歸雞足山,創“龍門西竺心宗”。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閔一得遊歷雞足山,還曾見到黃守中,並從他受西竺鬥法而歸。   總之,自明末清初至清代中葉,龍門派遍傳全國各地,其勢力遠遠超過正一道派及其它全真道派,與佛教禪宗五派中的臨濟宗地位相當,故世有“龍門、臨濟半天下”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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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道教

      鴉片戰爭使中國進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道教不僅受清統治者的抑制,也受到帝國主義侵華勢力的影響,呈現出較複雜的局面。軍閥混戰,地方割據,使本來派系眾多的道教進一步民間化宗派更加增多。1929年北京白雲觀所收籙的正式道教宗派就有80餘個,還有許多非道非佛、亦道亦佛的民間宗教組織。道教受到外來的現代文化思想的巨大衝擊,加速了與其他各種思想的融合。但是,在我國民間,道教思想與信仰仍保留著根深蒂固的影響。
  在反帝反封建和抗日戰爭期間,道教中有不少道徒同全國人民一道投入了反帝、反封的鬥爭。武當山道眾掩護紅三軍,救治紅軍傷病員;江蘇茅山和廣東羅浮山的道眾積極支持新四軍、解放軍抗擊日寇和國民黨反動派,還有不少人參加到革命隊伍中。
  解放前,道教界曾成立了不少教團組織。1912年,北京白雲觀方丈陳毓坤主持成立了以全真派為主的“中央道教會”;同年秋,龍虎山62代天師張元旭在上海成立了以正一派為主的“中華民國道教總會”,旋複成立“上海正一道教公會”;1927年上海火神廟成立“中國道教總會”;1932年上海道教正一、全真兩派聯合成立“中華道教會”;1942年上海浦東欽賜仰殿成立“上海特別市浦東道教同人聯誼會”;1942年上海浦東道士又成立“上海特別市道教會”;1944年以上海白雲觀為中心成立了道教正一、全真兩派聯合的全國性道教社團。當時上海道教界最為活躍,全國各地道教界亦隨之效法,各種各樣的道教組織紛紛興起。如瀋陽太清宮與1912年成立了“中國道教會關東總分會”,1941年西安八仙宮成立了“陝西道教會”,其他還有很多。因這些道教社團組織,大多屬宗派或地方性質,各自為政,很少聯絡。所以就總體來說,解放前的道教界還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組織。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道教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人民政府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道教徒的信仰得到尊重和保護。宮觀中舊有的封建性法規被廢除,成立了民主管理機構,道士們也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1957年,經過一年的籌備,中國道教協會在北京白雲觀正式成立,嶽崇岱為第一任會長。1961年,中國道教協會在北京召開了第二屆道教全國代表會,選舉陳攖甯為會長。在陳會長的領導下,中國道教協會設立了研究室,創辦出版了《道協會刊》,開設了道教知識進修班。
  “文革”中,道教同全國各行各業一樣受到極左路線的嚴重衝擊,宮觀被封閉,道教活動被停止,中國道教協會也被迫停止了工作。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重新落實,中國道教協會也恢復了工作。1980年、1986年、1992年、1998年,先後召開了三屆、四屆、五屆、六屆代表會議。全國各地的主要道教宮觀也陸續恢復開放,其中21座較大的宮觀,於1992年經國務院批准為全國重點宮觀。1987年創辦了《中國道教》雜誌,先後編輯出版了《道教手冊》、《道教文化叢書》、《道教大辭典》、《道教神仙畫冊》等數十種書刊。1990年,中國道教學院成立,在此之前中國道教協會曾先後舉辦了多期培訓班,為培養道教接班人作了積極的工作。1989年,中斷了樹十年的全真派傳戒活動恢復了,第一次傳戒活動在北京白雲觀舉行。王理仙道長為白雲觀方丈及戒壇律師。受戒道徒75人。1995年,中斷多年的正一派符籙活動在江西龍虎山恢復。同年在四川青城山舉行全真派第二次開壇傳戒,傅元天升為方丈和戒壇大律師,受戒道士546人。
  目前,中國道教進入了它在近200年來最興盛的時期。全國廣大道教徒在愛國愛教的道路上,與全國人民一道積極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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